庄子的理想是让每一个生命存在都成为自己的帝和王。

陶希圣的说法似乎更为直截了当，他说：经既不许自由解释，所以读经的人不通经。唐文治虽也说要务期熟诵，但还是期望讲解者譬况使浅，引证故事。

在不少人眼里《一十宣言》的发表是国民党授意作的，[ 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这也很容易让人想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 见《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6年12月1日。不在乎中国人不知道固有的精神文明是多么可夸，而在乎和精神文明有联系的物质文明还有支持精神文明的力量。另一次就是1934至1935年，其中又以《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这与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 见《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所以通经的人不是好东西。如他所说须知道德训练对于个人固属必要，而在民族解放方面，即是一个政治问题。顾抑思之，夷不攘，则王不可得而尊。

故善说《春秋》者，废胡氏之言兵，未为不知治也(26)。(79)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载《船山全书》第12册，第503页。……引申尊王之论，自可有孙、程、胡诸氏之说。(38) 既然五经无防制权臣之道，那么，又如何看待生民之生死与一姓之兴亡呢？王夫之说：以在下之义而言之，则寇贼之扰为小，而篡弑之逆为大。

(3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669页。高行周拒之于澶洲，而一战不胜，收军北去……阳城之战，符彦卿一呼以起，倾国之众，溃如山崩，弃其奚车，乘驼亟走。

桑维翰罢免了景延广，使其最后被契丹国主所杀害。(49) 最后，论定导致后晋灭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桑维翰，景延广无罪：以石氏论，称臣称男，责赂无厌，丑诟相仍，名为天子，贱同仆隶……重敛中国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欢，军储不给而军怨于伍，流离载道而民怨于郊……石氏之亡，桑维翰实亡之，而奈何使延广代任其咎也。(1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第1650页。这个民族在世界上，财足自亿、兵足自强、智足自名(86)。

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记载，在廷议时，百官中反对杀岳飞的只有李若朴、何彦佑二人，而众皆非之，纷纷站出来为强加给岳飞的罪名作证。在王夫之的笔下，整部宋史几乎就是一部士大夫们以所谓君子小人之辨的名义所进行的权力斗争史，君子与小人斗，君子与君子斗，小人与君子斗，小人之间互相斗，而且大家都以君子自命，视对方为小人。王夫之《春秋家说》将王朝聘的这一观点发挥为儒者不可与议兵说，畅论宋儒疑忌武将之非而嗤之为仆妇，斥《春秋胡氏传》效法赵普杯酒释兵权之余智直接导致诛杀岳飞的风波之狱。(60)王夫之：《宋论》卷十，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235页。

(72)这些话说得何等沉痛。当秦桧之世，言战者以雪仇复宇为大义……当韩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为本计。

(4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668页。(84)王夫之：《黄书·宰制第三》，载《船山全书》第12册，第508页。

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页。其二，对于《春秋》学的态度素为北宋新旧两党斗争之焦点，王安石视《春秋》为断烂朝报，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讲，而其政敌程颐则视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⑥，新旧两党交替主政，《春秋》学之兴废亦三起三落，宋高宗对这一斗争作出了肯定旧党和程学的总结。(67)王夫之：《宋论》卷十三，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303～304页。王夫之还进一步指出赵普之余智、胡安国之《春秋》学不仅导致了大宋的灭亡，明朝统治者习用其误，遂亦导致了明朝的灭亡。(78)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载《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01页。王夫之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治军之道及其效果：一种是汉高祖的方式，能将将而不能将兵，乃卒以王天下。

但从学理上来看，理学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思想基础却没有变。其实这一罪名完全不能成立。

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不能不讲以下为余英时先生所回避的事实：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下旨赐岳飞死、斩岳云和张宪于都市，全面落实与金国达成的割地、称臣、纳贡诸条款后，立即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崇儒重道运动——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颁诏，将没收的岳飞府第改建为国子监太学，亲为太学十二斋拟订题写斋名。侂胄之夺魄寒心，与朱子不并立之势成矣(62)。

②《孟子赞》曰：战国之时，游说纷起。对内横征暴敛，又无道义的合理性，其灭亡是必然的，而这一切正是桑维翰的作为所导致的。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927、2379、2856页。其次，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后晋亦具有抗不称臣的实力：夫契丹岂真不可敌而以鸿毛试炉火哉？……石重贵自将以救戚城，而溺杀过半，恸哭而逃。……孝宗即位，锐意雪耻，然事已经隔……所以当时号为端人正士者，又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8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载《船山全书》第10册，第486页。

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80)他认为，即使桓温北伐中原而成功，篡夺了东晋王朝的皇位，也比使华夏民族沦为游牧民族的奴隶要好。

对此，王夫之悲愤地写道：自史弥远……解道学之禁，褒崇儒先，而请谥、请赠、请封、请录子孙、请授山长，有请必得，迄于蒙古渡江，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辍，儒者之荣也。九月，接受秦桧建议，以手书六经、《论语》、《孟子》刻石国子监，以墨本颁各路州学，秦桧作记。

抑岂履霜弗戒，而必于‘今将也乎？那么，又如何理解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王夫之解释说：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谓也。程颐《春秋传》申说王与天同大及对弑逆之人，辨之宜早之旨，亦强调以尊王为先(73)。

在这段话中，王夫之对为什么阃以外，将军制之的军政原理阐述得十分明晰而充分，对宋明两朝以胡氏之言兵来制御军队的手段及其祸害也说得十分具体而生动，把道学家为帝王设计的制大将死生之命的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使人切实感受到宋明帝王和道学家心理之阴暗、手段之机诈。这段论述点明了宋高宗和秦桧解除诸将兵权的政治实践，正是《春秋胡氏传》所反复致意的兵权不可假人之说的具体落实。高宗尊秦桧为一德格天的太师，秦桧尊高宗为接续并承载道统的圣王，君师合一，咸有一德，共同将尊孔崇儒(实为崇尚程颐、胡安国之学)推向高潮。道学的君子小人之辨成了宋高宗维护其国是的一根棍子。

(25)王夫之：《春秋家说》卷上，载《船山全书》第5册，第147～148页。(6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八，第3198～3199页。

王夫之还指出，韩侂胄报复朱熹对自己的陷害，只是让他优游林泉(64)。绍兴初，秦会之(秦桧，字会之——引者注)为亚相，引康侯侍经席。

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此时若实行秦桧和胡安国的主张，通过将诸帅军中的河南河北部曲遣回原籍来削减其兵权，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且当时韩、岳之勋名尚浅，并未对皇权构成威胁。